表5反映1990-1996年美国、日本和智利的月度汇率变动率的波动性、月度外汇储备变动率的波动性和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美国、日本、智利的汇率变动率波动性比东亚五国都要高；而在储备变动率波动性方面，新加坡和泰国比美国、日本和智利要小，其他东亚三国都大于它们。这样，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计算的结果是：新加坡介于美国、日本和智利之间，其他东亚四国均比美国、日本和智利低。
关于危机后东亚五国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通过对2003年1月-2006年5月的实证，可以知道这些国家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比危机前要高(参见表6)。其中，韩国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已高于危机前单独浮动的日本，而泰国也较接近单独浮动汇率制了。
四、实证分析之二：东亚汇率的制度性浮动与是否盯住美元的关系
对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进行估算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可以对有关货币是否盯住美元作出评价。例如，Frankel & Wei(1994)以及麦金农(2001，2005)都提出了美元在东亚国家汇率决策中的重要性。他们将瑞士法郎作为各国货币的计价标准，研究对象国的汇率变动率作为因变量，以美元、日元、欧元的汇率变动率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这种多元OLS回归的模型是：
式(2)多元OLS回归以这些汇率对数值的一阶差分为基础，认为系数θ2、θ3、θ4就是美元、日元、欧元货币权重的估计；Ut为误差项。
Frankel & Wei以及麦金农认为实证结果如是美元系数高，就应解释是东亚国家货币盯住美元的。但是，Hemandez & Montiel(2001)提出，“美元系数高的解释可能有两种：一种是盯住美元；另一种是虽然不盯住美元但这些国家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紧密，或者是在样本考察期间经济对东亚国家和美国的冲击是对称的。”
对此，我们支持Hemandez & Montiel的见解，认为在严格意义上，系数92、93、94并不能完全解释为美元、日元、欧元的货币权重。并且，结合式(1)和式(2)，我们得到以下推断：
1.如果运用式(2)估算的美元系数降低了，同时运用式(1)可知汇率浮动性指数较高，两者相结合就可以判断汇率的制度浮动性在增加。
2.如果运用式(2)估算的美元系数很高，而且运用式(1)可知汇率浮动性指数很低，两者结合则可以判断是盯住美元。
3.如果运用式(2)估算的美元系数很高，运用式(1)可知汇率浮动性指数也很高，就很难判断是盯住美元，还是对称的冲击或经济紧密导致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较大。即如果货币当局的目标是盯住美元，由于对称的冲击或经济紧密，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限于政策目标的合意范围内，当局就会减少干预，此时，汇率的制度性浮动指数就不一定能真实反映当局对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的实际承受度。
经上述实证分析可知，亚洲金融危机前东亚四国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指标比实行单独浮动的国家要低，这并没有否定它们实行的是管理浮动汇率制。但是远低于同样是管理浮动汇率制的智利这个实证结果，以及综合Frankel & Wei(1994)以及麦金农(2001，2005)提出东亚国家在这段时间内美元系数较高的结论，我们则可以判断这些国家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名不符实，即它们实际上是盯住美元的，这也反映出1998年之前IMF的汇率制度分类有缺陷。
遭受金融危机后，这些东亚国家的汇率制度有了怎样的调整呢?这成为很多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 对此，麦金农 (Mckinnon， 2001，2005)认为：“在2000年，东亚无论是非危机国家还是危机国家都回归到危机前的非正式或正式的盯住美元制度。”麦金农采用的是 Frankel&Wei(1994)的方法，估计出有关国家货币对美元波动率的系数是否为1。其依据是Frankel & Wei(1994)认为，对美元波动率的系数估计在不是1的情况下，可以几乎肯定地说汇率制度不是盯住美元的。我们赞同这个观点，并提出：不能由此推论说对美元波动率的系数等于1就是盯住美元，因为有可能是美国和该国遭受的经济冲击是对称的，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单独浮动汇率制的美元系数估计仍然可能为1。
下面，我们用多元OLS回归方法，并结合前文定义的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指数，对危机后东亚货币与美元的关系进行了以下更为合理的实证。具体地说，我们对2004年1月2日-2006年7月21日的每日数据作出了估算 (见表7)，得到的结论是：与麦金农(2005)计算的1999年1月-2003年12月的数据相比，在东亚五国货币汇率决策中，2004年以来的两年半期间美元的重要性或与美元的联系已经减弱了。这充分说明东亚国家汇率的制度性浮动在增加，美元本位制在东亚的影响越来越小了。
五、结论
利用汇率的制度性浮动指数公式，我们对 1990~1998年间东亚五国管理浮动汇率制下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验证的结果是：新加坡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最高；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较低，但其制度性浮动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印尼最低，虽然制度性浮动程度有所增加，但不是很明显。并且，与实行单独浮动汇率制的美国、日本相比，五国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均较低，但与同样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的智利相比，新加坡的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较高，其他四国均较低。
关于危机后东亚五国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我们对2003年1月—2006年5月进行实证分析的结论是，这些国家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比危机前要高。其中，韩国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己高于危机前单独浮动的日本。
在此基础上，我们用多元OLS回归方法对 2004年1月2日-2006年7月21日的每日数据作出了估算，得到的结论是：在东亚五国货币汇率决策中，美元的重要性或与美元的联系已经明显减弱了。
